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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夏恩:明治维新150年:中日两国对望的视差

发布者: cwxcwx | 发布时间: 2018-10-26 15:46| 查看数: 220|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初见:并非平等的对视
  
   中日之间的对视有许多戏剧性的时刻。1862年6月3日这天,可以算是其中意味深长的一幕。这天,一艘三桅蒸汽轮船驶入上海港口。对当时已经是远东第一大国际商埠的上海来说,这艘轮船无甚稀奇。但它与停泊在港口的那些西洋轮船不同的是,桅杆上升起的旗帜是白色的,中间画了一个圆圆的红球——这是日本幕府最新确定的日本国旗“日章旗”。
   这艘名为“千岁丸”的轮船上的乘客,正是日本打开国门后官方派遣的第一批访华使团。它所肩负的使命,一如上海租界英人报纸《北华捷报》说的那样,悬挂着日章旗的“千岁丸”是日本两百年锁国体制后,第一艘派往中国的使节团船只,预示着日本排外主义国策的转变。目的地之所以选择上海,同样也是因为这里已经是远东第一大国际商埠,是就近观摩西洋文明的不二之选。彼时的中国也正在进行一场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对西方文明摄取的热情看来并不亚于开国后的日本,但实情究竟如何,唯有亲眼目睹才能查得真相。
   “千岁丸”访华对即将迈入明治维新的日本来说,意义非凡。使团成员不仅包括幕府官员、各藩藩士和翻译书记,甚至还包括一名绘师,用来向国内描绘清国上海的景象。日本筹备可谓面面俱到,细致入微。但在中国官方眼中,“千岁丸”不过是又一艘舶来船只罢了。上海道台在发给总理衙门的禀文中简单地写道,这是“头目助七郎等八人,带领商人十三名,携有海菜等物来上海贸易”。
   “左折溯江,两岸民家风景殆与我邦无异”,一名叫高杉晋作的使团成员在当天的日记中如此写道。这位被日本尊奉为明治维新先驱的访客,对中国的第一个直观感受是似曾相识。但随着渐行渐近,眼前的一切便让他瞠目结舌了:
   “此支那第一繁津港,欧罗波诸邦商船军舰数千艘碇舶,樯花林森,欲埋津口。陆上则诸邦商馆纷壁千尺,殆如城阁,其广大严烈,不可以笔纸尽也。”
   但随着他踏上中国土地,深入观察,眼前一切便不再像初见那样美好。在高杉晋作和他的同伴们的目光被分裂成两个极端。一面是对租界西洋事物的大开眼界,一面是对华界中国事物的失望叹息:“上海位处支那南边海隅僻地,曾被英夷夺占。津港虽然繁盛,皆外国人商船多至之故。城外城里皆外国人之商馆,故繁盛。所见支那人居所,多贫者,其肮脏不洁难以言状。”居住环境的判若霄壤,也折射在华洋关系上,高杉发现中国人竟然在自己的国家里成了屈身外国人的下等人。一天,他在闲看街面时,发现“支那人尽为外国人之便役,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旁让道。实上海之地虽属支那,谓英法属地,又可也”。
   至于中国所谓学习西方的自强运动,在高杉看来,也只是习得西洋皮毛,6月14日那天,高杉特意参观了一场中国式练兵,“铳炮尽中国制,而甚不精巧,兵法与器械皆无西洋,唯阵屋用西洋”,高杉最后得出结论:“支那兵术不能及西洋铳队之强坚可知也。”他的同伴们在参观了中国官方创办的浦东造船厂后,印象是“其结构远劣于吾长崎制铁所”。
   “支那人为外国人之所役,可怜”,高杉在6月3日那天日记的最末如此写道,这让他不由为日本在西洋胁迫下开国的命运而忧心:“我邦遂不得不如此,务防是祈”。
   日本访问者们眼中的中国惟余失望。但中国人眼中这些日本访客的形象又如何呢?虽然目前没有发现哪位中国人留下了关于这次“千岁丸”来访的记录,但日本访客们却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与吾辈亲近,远胜于西洋人”,有的中国人甚至还用日语亲切地询问他们“你何时到来?”一位叫日比野辉宽的同伴记录下了一次双方对视的细节,那是在“千岁丸”刚刚驶进港口的时候。由于这是二百年来第一次有活生生的日本人出现在上海港口,许多中国船只都聚拢过来看热闹。“对方指点我辈头型发式,大笑绝倒。我辈见对方蓄辫数尺,亦捧腹大笑,彼此嘲笑不止。”尽管日比野在日记中解释道,这是风俗不同,“很难说谁笑得对”。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以西方形象作为文明标准的视角下,无论是哪一种头型都难逃嘲笑,但值得深思的是,包括高杉晋作在内的日本使者们,没有一个人看到西方人的头型发出嘲讽的笑声。
  
远望:观看西洋的方式
  
   说到对西方世界的看法,中日两国在起点上可谓不相伯仲。一个颇具象征性的例子就是望远镜。这种西洋器物大致在16世纪同时传入中日两国,都被作为一件奇巧的西洋玩意接受下来。甚至连派的用场都差不多。李渔和井原西鹤分别是17世纪中日两国最出色的情色文学家。在他们俩人的作品中,望远镜都被用在了同一个用途上——偷窥。唯一的区别是,井原西鹤《好色一代男》的主角世之介只是偷瞄一名侍女洗澡,而李渔《夏宜楼》里的瞿吉人却是看尽一池春色。
   但数量并不代表质量,事实上,在最初的岁月中,日本在排斥西方上走得比中国还要极端。1639年的锁国禁令将除了荷兰人之外的所有西方人全都拒之门外,仅剩的一小拨荷兰商人也被禁足在长崎近海的一座小岛上。这是中国在海禁最严苛的一口通商时代,都未曾采取过的极端措施。
   即便是这些留下又遭禁足的荷兰人,他们的形象也遭到妖魔化。日本神国理论的发明者平田笃胤在《伊吹于吕志》可谓集荷兰人妖魔化形象之大成:他们描绘成一群番邦禽兽,目如犬羊,腰下颀长,两腿瘦弱,绝类禽兽,小便时会像狗一样抬起一条腿,而且生来没有脚踝。
   西洋人的形象已经如此败坏,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更是被德川幕府视为虎狼之敌,必欲在全日本境内赶尽杀绝。1639年岛原之乱平定后对基督徒的集体屠杀后,除了一批转入地下,用送子观音代替圣母祭拜的“隐切支丹”外,几乎再也找不到任何基督教存在的痕迹。18世纪客居长崎的中国商人汪鹏发现,日本人安置中国客商的唐馆,就是在被捣毁的基督教堂的废墟上兴建的。为了防止西洋基督教信仰趁隙潜入,日本特意发明出一种“踏绘”仪式,汪鹏记述道,那是一块铜板,“以铜铸天主像”,每名来日访客都要“践履之,以示摒也”。
   日本人的精细精神也体现在对外来书籍的查禁上,所有被认为带有西洋宗教色彩的书籍都一概遭到取缔,对图书的审查甚至苛细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1695年,一本描述北京风物地理的《帝京景物略》竟然被判定为“邪书”,在唐馆里当着中国客商的面焚毁。这本书之所以遭到焚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第五卷里提到了利玛窦墓。
   到18世纪,日本在排除西方事物的表现程度上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中国。但到19世纪中日两国锁国被迫终结前夕,日本却又突然发现逆转,在应对西方文明来袭时表现出远比中国老练恰当的应对手段。初次登上佩里军舰的日本使节就能正确地说出船舰佩克桑式大炮的型号,他们对柯尔特手枪的使用也掌握得极快。随船翻译,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还发现他们对欧洲战争、美国革命和华盛顿、拿破仑这些西方名人如数家珍。而正如卫三畏指出的那样,这些知识都来自于长崎荷兰人那里获得的知识。
   荷兰人的知识,或者说是“兰学”,是日本人在锁国中探究西方的唯一路径。尽管逼仄,但靠着努力和钻研,日本还是涌现出了一批极为出色的兰学家。其中起到转折性作用的重要人物是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他们都是医生出身,却因为偶然的机会成为了兰学的中坚人物。1771年的一天,杉田玄白偶然得到了一本德国医学家鸠卢暮斯的《解剖图谱》。书中精细的解剖图让他跃跃欲试,想要亲自验证一下图谱的正确性。于是,在4月的一天,他和同样对解剖感兴趣的好友前野良泽一起去小塚原的刑场观看一名年逾九旬的老人亲手解剖被处决的犯人遗体。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可以说是一次顿悟。杉田和前野发现实体解剖的脏器形状和位置都与鸠卢暮斯书中图绘一一相合,却不符合从中国传来的古代医书中“肺六叶两耳,肝左三叶、右四叶云云”的记载。骨骼的形状,更是与《解剖图谱》别无二致,“众皆惊叹不已”。
   杉田和前野花费足足四年时间才将《解剖图谱》翻译为日语,以《解体新书》之名刊行于世。一如杉田在晚年所著的《兰学事始》中的描述,这本书的影响就像是“油入水中,继而扩散,乃至遍及全池”。当他在1815年环顾四周,发现兰学已经成为了日本的显学,“此学遍及海内,流布四面八方,每岁皆有译作问世”。
   杉田玄白的发现带起了兰学的兴盛,更重要的是,在医学的基础上,兰学的地理学也为日本人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华夷天下观的世界观。
   杉田玄白的弟子大槻玄泽在流传甚广的《兰学阶梯》中直斥盲信传统中国文化之辈乃是“腐儒庸医,罔知天地世界之大,妄惑于支那诸说,仿效彼等,尊之为‘中国’或‘中华之道’……或以支那之外皆蛮夷而不屑一论,何其学之粗且陋也!”自大与无知的帽子被戴到了曾经受到敬仰的中国头上。直到佩里率领的黑船以绝对强势的文明之力现身在日本人面前,兰学奠定的西方形象与实际中的西方文明终于重合在了一起。
   中国本来也曾有同样的机遇,虽然与日本相比晚了将近六十年。1830年,一位叫王清任的医生刊行了他的著作《医林改错》。为了探求脏腑的真实形状,他特意不避污秽,前往义冢坟地之间,去查看那些被野狗开膛破腹的尸体。在翻看了三十多具尸体后,终于绘成了一幅相对准确的肺腑图。但这本书非但没有带起一场思想革命,反而被指责为“教人于觜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矣”。21年后,在广州开办惠爱医馆的英国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刊行了他编撰的人体解剖图谱《全体新论》。这本依据西方医学最新成果编译的解剖图谱,比杉田玄白译文错漏百出的《解体新书》更新近也更加全面,可以说是直接由西方专递送来,双手献上的。
   但合信得到的报答是在1856年的“英人广州入城”事件中被迫逃往上海租界。尽管他开设的惠爱医馆,在过去的八年里救治了数万名患者,但广州传来的消息仍然令人悲哀,他的医馆被暴民聚众烧毁,“医书图画绘于石版者悉成灰烬”。
   相同的开始,不同的结果;相似的机遇,不同的遭际,或许正是这种应对方式和心态的不同,不同的视角。当两国都同时面临时代剧变之时,彼此之间的对视,才会显现出不同的目光。
  
细看:心怀不轨的日本观察者
  
   “枪铳轰空晓月明,鼓声先报道台城。自许皇国刀锋锐,五大洲中可独行。”
   高杉晋作在离开中国前写下的诗句,蕴含着一股杀伐之气。上海的西洋文明让他惊叹倾倒,与他在日本接受的兰学熏陶中描述的西洋强盛形象一一相合;而中国表现出的衰颓和困窘,也证明了先辈当初选择跳出中华文化窠臼所做合理应当。但在这种分裂的视角之下隐藏的,还有一颗面向未来的勃勃野心。
   高杉的老师吉田松陰在世时,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激进的观点,西方文明的强大已经有目共睹,与其争强不如暂且退让,但在西洋失去的东西,要在东洋取回来作为弥补。所谓“我与美、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定章程,敦厚信义。于此时,蓄养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失于美俄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高杉晋作虽然病逝于明治维新即将克成的1867年5月,但他对情势的观察和判断,成为明治维新时代日本人观察清代中国最重要的视角:发现它的弱点,寻找可趁的机会,思考行动的可能。
   曾根俊虎就是怀揣这种志向的日本观察者之一。更确切地说法,应该是一名谍报人员。比起当年锁国时代只能靠提问打听的长崎通事们,曾根俊虎可谓占尽地利。当他在1873年以公使随员的身份首度来华时,中国对这些东瀛来客尚未生出任何怀疑之心。
   1874年,日本准备出兵台湾时,他又被派往上海,名义上是观光旅游,但暗中使命是收集情报。本来,搜集军事情报是件极为危险的工作,但曾根俊虎却一路上如履平地。他非常轻松地记录下了“清国第一要地,北京之咽喉”的天津的军事设施的情况和分布。从士兵人数、炮台构造、器材设施等等明显地军事机密,但他在记录这些情报数据时,竟然没有遭到任何阻碍,他不仅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号称“精悍顽强”的练军中营的操练实况,还特地去武器库仔细考察了一番,并且将这些军事设施的方位一一绘制成图,附在报告中。在山海关,他随意和一名中国官员聊天,对方就把当地驻兵一千二百,绿营兵八百,以及驻兵地点和兵器和盘托出。有时,随便一个守门的大兵或是街头路人,都会告诉他许多本来不能外泄的军事机密。
   “从上海出发以来,途径二千五百余里。其地皆已不知廉耻,民心殆离。人人尚黠诈,唯利是图。呜呼宜哉,满清不振,想来变换之势,由来不远矣。”
   “如若敌兵占据此地,帝城将不战而自升白旗”,曾根俊虎在报告中像这之类毫不掩饰的入侵策略,时时出现,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希望母国尽快以这本小册子上的情报为指导,以摧枯拉朽之势出兵入侵中国。循着他的思路来看,这一观点顺理成章。但接下来,曾根却发出一声慨叹,呼唤“东洋慷慨有志之徒,早早注目于此”,不要让“碧眼滑贼”的西洋人趁机发动变乱,“毒锋横行于亚洲”。他甚至摆出一幅大义凛然的姿态,期望东洋有识之士“应考虑如何齐心协力,共振东洲,压住西洲为急务”。
   这一转折太令人不明就里了,一面对如何入侵中国的情报搜罗备至,条析理剖,而另一面则呼唤有识之士拯救中国,振兴亚洲。这两种矛盾的观点如何同时糅合成一种观念,恐怕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一个最难解的谜题。算计你是为了提醒你,侵略你是为了振兴你,或者用一种直白的方式,可以表述为“不打不成材”。这套逻辑如此奇怪,但这正是明治日本高调宣扬的“兴亚主义”的精神内核。
   曾根俊虎可以说是最早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士之一。这位能将两种矛盾视角融为一种理念的奇人,在1877年创立“振亚社”,宣扬他的“兴亚主义”,到1880年,这一组织与明治重臣大久保利通的“振亚会”计划同流合一,成立了“兴亚会”。这套理论不仅深受各怀心思的日本人士的热捧,甚至也受到忧心国是的中国人士的支持。
  
盲目:中国智士的东洋一瞥
  
   1877年出任首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就是支持日本兴亚事业的中国人之一。在与曾根俊虎的笔谈中,他热忱建议:“敝国遴选少年数十名,到贵地留学,贵国亦选举少年送往敝国,互相学习国语,知悉各国实情,以后,两国政府益交订亲密之至,上下相亲,如胶似漆,缓急相扶,相约抵御外侮。”这一美好畅想的前半部分尽管要在20年后才能逐步实现,但这多少表明了中国人对明治维新下的日本人的好感。
   何如璋是中国最早对明治维新表露肯定看法的人之一:
   “迩来二十年强邻交逼,大开互市,忧时之士,谓政令乖隔,不足以固邦本,御外侮,倡议尊攘。诸国浮浪,群起而和之,横行都下。德川氏狼狈失据,武权日微,而一二干济之材,遂得乘时之制其变,强公室,杜私门,废藩封,改郡县,举百年积弊,次第更张而张之如反手,然又何易也!”
   虽然何如璋他对这场改革的最终走向,仍存“不可得而知之”的疑虑,但日本引进的西洋技术,却让他刮目相看,电报“虽千万里,顷刻即达”,西法造纸“真化朽腐为神奇”。倘使中日真的可以唇齿相依,化畛域之别,那么中日海岛可连成一线,呼吸相通,成为中日联合对外的海上屏障。
   尽管何如璋发表这番看法时,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了九年,成效已经初现,但迟到的看法也好过不闻不问。毕竟,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仍然是《皇清职贡图》中那个叛服不常的东夷小国,并且已经有两百多年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了。就连最新出版的《海国图志》中对日本的描述,都是从之前提到的清代官方史书和私人笔记中抄掇连缀而成的。
   中国人真正把目光聚焦到日本上,却是1874年日本对台湾的武装入侵。曾根俊虎在中国情报调查,正是为这场入侵筹谋。曾根俊虎的调查亲力亲为,缜密细致,其精细程度,恐怕连中国人自己都未必知悉毫末。但与之相对,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却粗枝大叶。受到日本侵台刺激的浙江海宁文人陈其元在义愤之下,挥笔撰写了一部《日本近事记》。
   在这份中国最早关于明治维新的记载中,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篡权夺位的逆臣叛乱。陈显然弄混了日本的天皇与将军之间的关系,他把日本幕府将军当成是“不改姓者两千年”的日本国王,除了这名日本国王之外,陈还比拟《封神演义》杜撰出日本有七十二名“列为诸侯”的“岛主”;而通过明治维新“大政奉还”的明治天皇,却成了那个“篡国”并“废其前王”的“美加多”。这个“美加多”不仅谋朝篡位,销尽岛主之权,更强迫国人“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弄得举国上下“人人思乱”。但陈其元这本旷世奇作最大的狂想是,希望清廷能够派遣海军分成数队,采取孙膑“围魏救赵”之计,一举攻下日本。
   这一狂想当然只能停留在纸上,陈其元的雄心抱负也很快被时间淡忘。不过,何如璋和陈其元对日本看法的差别,却折射出中国眼中两种截然对立的日本形象。
   一种就是何如璋这样亲身前往日本,亲眼目睹日本明治维新中迅如风雷的西化改革的近距离观察者,他们对明治维新的态度大都比较积极。这些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对西方文明持肯定甚至拥抱的态度。王韬是19世纪对西方世界了解最深的中国文士。他在1867年随英国传教士理雅格访问欧洲,西方工业文明的璀璨成果让他大开眼界,从此,他便拜倒在西方文明脚下,成为西化改革不遗余力的鼓吹者。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刚好证明了他西化改革可以立至富强的观点。
   1879年,他在日本友人一再热忱地盛邀下前往日本,四个月的观光游历,到处都是他在异域的热情拥趸。事实上,王韬并没有真正见证多少明治维新的新政成果,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宴饮和游玩上。即使是为了酬答那些日本友人慷慨奉献的美酒佳肴和温香软玉,他也要对这个“海东小国”的维新改革大加赞誉:
   “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取法乎泰西,仿效取则,唯恐其入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
   曾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在日本任职四年有余,他眼中的明治维新同样几近完美:
   “明治元年德川氏废,王政始复古,伟矣哉中兴之功也!”
   黄遵宪并非一名简单的观光者,而是一位研究者,他在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在日后被奉为知日派的百科全书。在编纂日本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与中国似曾相识的经历,同样的闭关锁国,同样的“坚船利炮环伺于门”。既然两国的遭际如此想象,为何不能走上同一条道路呢?
   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黄遵宪对中日历史的共同性更多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从来没有像日本那样在锁国期间形成过一股西学热潮。“坚船利炮环伺于门”虽然还是共同的经历,但“始知如梦之方觉,醉之甫醒”的却只有中国。中日之间的差距,早在杉田玄白掀起兰学热的时代,就已经大大拉开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延续的是自己的兰学源脉,而中国只能从头做起。

面对面,背对背
  
   中国人对明治维新的热情,在何如璋、王韬和黄遵宪这些亲眼目睹日本变化的知日派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表面上看,有如此多知名人士为明治维新鼓吹宣扬,本来应该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将目光投向近邻日本。但奇怪的是,这件合情合理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反倒是陈其元激于义愤的夸想越来越占据上风,尽管他从未见过日本,而且对这个国家的了解错漏百出。
   1884年冈千仞游历中国时的一次谈话,或许暗藏端倪。冈千仞是一位交友广泛的学者,王韬、黄遵宪、何如璋以及曾根俊虎都与他过从甚密。当然,他和曾根俊虎一样,都是一位“兴亚志士”,只是他不会像曾根一样,能将搜集侵华情报和鼓吹日中亲善揉捏在一起。这次谈话的话题之一是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一事。冈千仞面对在座友人,直言不讳地出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土一旦以我邦县琉球之故,大举问罪,则我邦虽弱小,独立东海二千年,势不得不一战。”
   冈千仞甚至还暗示了中日间将会爆发一场持久战争:“一战而败则再战,再战而败则三战,不以千败百挫,少屈其锐锋”最终“决雌雄于百战之后”。但他相信,中日两国在千百次战争磨砺下,必定会“大舰巨炮,猛将健卒,视大海如平地”,等到那时,中日两国再“解怨讲和,协心戮力”,则不仅欧美各国列强“无一足惧者”,更可以“雪东洋积年之辱”。
   这几乎就是十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的一次预言。但冈千仞的直言不讳,得到的却是中国友人的一片大笑。发出笑声的人,是当时中国最睿智也最具革新精神的一批头脑,以创办现代教育闻名后世的张焕纶,精通史志之学的姚文楠,以及激励了整整一代青年人投身富强运动的《皇清经世文续编》的编纂者葛士浚。如果他们都发出大笑,那么普通人又该如何看待日本对中国存在的战争威胁呢?
   冈千仞也去拜访了老朋友王韬,当年王韬游历日本时,两人曾促膝长谈,而如今,他看到的却是一个沉溺鸦片烟中的颓废老人。当冈千仞请求这位西化前辈戒绝毒瘾时,王韬居然以无赖口吻笑答洋烟和酒色没什么区别,抽得好的话“往往保六七十寿”,而且抽上大烟,还能“不受他病”。
   王韬和冈千仞的共同好友黄遵宪是少数在战云袭来前就看到危机将临的人。一位友人记录下了他对日本的忧虑之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受其冲者为吾中国”,但他的知日专著《日本国志》的命运却是在总理衙门的某间库房里,和蜘蛛网与灰尘作伴。直到那场彻底改变中日关系的战争爆发之后,他那本书才从尘灰蛛网中被解救出来。但此时,距离《日本国志》的成书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了。
   在黄遵宪、王韬这些知日派的声音渐渐低沉的同时,响起的是陈其元式的对日本的轻蔑嘲讽之声。这也难怪,太平天国战乱之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三十年的和平时期,洋务运动看起来卓有成效,北洋和南洋两支舰队已经建立起来。这段时期被称为“同光中兴”。同光中兴可以说是中国人被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后的一次甜美的回笼觉。中国人相信凭借自强运动的成果,步武西洋列强已经是指日可待。即使是李鸿章这样早年主张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的人,也表示“以中国之力,拒泰西中国则不足,拒日本一国则有余”日本实在“不足深忧”。
   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对日本的蔑视已经到了异乎寻常的顶点。就像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申报》中如此评估中日双方之间的战斗实力:
   “日人本短小若侏儒,从无高至四尺以上者,不似华人之身体高大、体态昂扬。一经开仗,我华兵以大压小,其不致糜烂者几希,日人其奈之何哉?”
   然而,日本却带着复杂的心情窥伺着它的邻国。1884年,就当冈千仞带着满腔的幻灭和失望离开中国时,另一个身影却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这名叫宗方小太郎的人也自称是一名兴亚志士。他的所作所为,也被中国友人认为是要帮助中国驱逐西方列强的奴役,与日本一同踏上东亚振兴之路。为了能够更加深入中国,他改换服装,装着辫子,完全打扮成一名中国老百姓的模样。他在中国的旅行孑然一身,唯有一把剑、一床被,一个罗盘,以及铅笔、纸张和地图。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像是一个为了实现理想坚韧不拔的苦行僧。但他所做的,却比曾根俊虎当年在华的谍报工作更加精准,他是把中国放在显微镜下,用探针刺穿它的躯体,进行病理解剖。而解剖的最终目的,是向他的日本母国提供一份如何将中国一击致死的侵略方案。
   “盖国家者,人民之集合体也。换言之,即人民则为组织一国之必要分子也。若分子腐败,欲国家独强,岂可得乎?故中国之腐败,即此必须之分子之腐败也……中国人之脑中无天下国家,无公义之心。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营私为事,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其势不知所底……”
   这份题名为《清国大势之方向》的报告,就是宗方小太郎在显微镜下对中国的病理报告之一。在报告中,他预言“以今日之势,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这可能是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向中国投来的最不友善的目光。但这份报告本有可能不会成文。
   1894年8月31日,就在这份报告提交的两个月前,这名间谍在中国遭遇了他一生中最危急的时刻。因为窃取北洋舰队军事情报,他的名字已经登上了中方查拿日本间谍的黑名单,只要抓住,就会格杀勿论。尽管宗方在日记中自称“身许军国”,特意备好新衣,准备一旦被捕,随时“一笑将六尺形骸付诸虎狼,泰然安命,示彼等以神州男儿之本色”。
   搜查宗方的中国官兵已经上船,他们搜捕的对象就站在一旁摇扇窥视,但却没有人看破他的颜面,就这样轻易地把他放了过去。在这关键的一刻,双方的目光是否有过对视?如果对视,那么历史是否会改写?但一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在无数对视的目光中,没有哪一双目光的消失,会真的影响历史的视线。就像日本明治维新的初衷,在交错的目光中,沉入了侵略扩张的暮色,中国走向世界的愿景,在晦暗的视线下,踏上了崎岖蜿蜒的长路,或许决定一切的,不是看到了什么,而是如何去观看。
   (本文部分内容整理自2018年10月2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4-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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