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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中国与世界

发布者: cwxcwx | 发布时间: 2018-11-29 23:32| 查看数: 160|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对中国人的起源,中国的历史书往往会追溯到一百多万年前的元谋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是他们的后代。

   尽管世界上早已有了人类起源于非洲、世界上的人都有共同的来源的说法,却没有或者很少影响到中国人的观念。

   近年来,遗传基因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导致中国的遗传学家对中国人来源的关注,并且用基因检测的方法证明:中国人的确来自非洲,时间大约在十万年前。

   但中国的大多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并没有接受这样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遗传学家的证据仅限于基因本身,对具体的迁移过程还无法作更多的解释,所以并没有动摇传统的观念。

   相反,为了证明中国人源于本土,一批考古学者正在进行辛勤的发掘,希望能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一些历史学家也试图充分挖掘文献资料,并且结合天文、历法、考古、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能够重新建立中国早期历史的年代表。

   不过迄今为止,还无法证明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与外来因素有什么关系。无论中国人来自何方,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和历史的起点,的确是由本土产生的。

   在世界没有连成一体前,不存在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只有世界各地区各自的历史。

   在中国的夏、商、周时代,世界上先后同时存在着埃及、巴比伦、亚克得、乌尔、赫梯、希腊、亚述、以色列、腓尼基、印度、罗马、迦勒底、波斯、马其顿、叙利亚等文明,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中国与它们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关系。

   也就是说,中国的早期历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是平行发展的。尽管我们不能绝对肯定,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根据现有的史料来判断,至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为止,中国的历史也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外界没有接触或没有联系,也不意味着中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进程没有发生过什么影响,但是中国能起重大的或决定性的作用的范围一般限于东亚,即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今越南大部、琉球、日本等地,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一般较小,而且往往是间接的。

   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地理条件,中国的中原地区与这些文明之间相隔遥远,交通极其困难,要穿越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欧亚草原。

   距离最近的印度与中国中原地区之间也隔着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和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如果通过海路,在绕道好望角的航线开通之前,只能由印度洋进入太平洋至中国沿海。

   即使是在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存在的年代,中国与沿线国家或地区间的联系往往也是接力式的,而不是从头至尾的,所以由此传播的信息也是间接的、片断的,人员的直接交流也几乎不可能。

   例如,公元97年,东汉的使者就与罗马帝国失之交臂: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但即使甘英抵达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与东汉之间是否能就此沟通,或形成人员交往和物资交流,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和东汉双方都没有这样的需要,偶然的或间接的人员来往不会产生多少影响。

   正因为如此,中国与中亚以西的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冲突,东方与西方两种文明从来没有正面碰撞的机会。

   西方再强大的远征军,在到达帕米尔高原或印度次大陆时,一般都已成为强弩之末,不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同样,中国中原王朝的远征军也没有越过中亚,没有扩展到喜马拉雅山以南,如汉武帝时对大宛的征伐、唐朝高仙芝兵败怛罗斯、清朝乾隆时平定天山南路等。

   海上也是如此,在公元17世纪以前,西方任何海上优势都构成不了对中国的威胁,蒙元的水师也从来没有能登上日本列岛。

   这不是说地理障碍完全不能逾越,而是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军事行动不同于个人探险或经商,不仅要考虑可能性,而且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衡量是否必要。

   例如,15世纪初郑和的船队拥有二万多人和充足的物资供应,曾到达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东岸。如果明朝希望获得海外殖民地的话,肯定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明朝从来没有这样的目的。

   即使是文化方面的传播和交流,往往也具有偶然性。

   例如,至迟在公元2世纪的东汉,中国已经拥有成熟的造纸技术,但直到唐天宝十载(751年)高仙芝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军队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之战中失败,随军的造纸工匠被俘,造纸技术才传入阿拉伯地区,以后又传至欧洲。

   其次,由于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是独立发展的,所以不具有相关性。近代以前,中国的兴衰基本与外界无关,而西方的治乱也不受中国的影响。所以即使一方正处于颓势弱势,另一方也未必会乘人之危;即使一方如日中天,另一方也未必会纳贡称臣。

   中国曾经向世界贡献过“四大发明”,但中国也从世界各国的发明中获益。中国的知识、学术和文化不断地传向外界,但中国也从外界学习先进文化。在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中,很难说哪一方的作用更大,贡献更多。

   但是中国的人口数量经常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0%~30%,最低也有10%,最高竟达到35%。

   在农业社会,人口的数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生产粮食最多的国家,并有大量经济作物和农产品可以供应市场。

   中国的富余劳动力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当他们从事非农业生产时,就能生产出大量商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这些商品在国外非常具有竞争力。

   从唐宋至明清,中国都曾有大量商品出口,至明朝后期达到空前的水平。中国的生丝、纺织品、棉布、瓷器等商品几乎遍及全球,外贸长期处于出超,导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据有的学者估计,中国的入超所获白银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尽管由于在缺乏准确的原始数据的条件下,不同学者对当时经济总量的估计相差悬殊,所以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但可以肯定,使中国在世界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机会不是来自政治、军事和文化,而是经济。

   只是这样的作用也是不自觉的,以至中国大多数人至今还不了解。由于明朝从初年开始就禁止民间的对外贸易,官方只容许以“称臣纳贡”为前提的朝贡贸易,而且对“朝贡”的次数、规模、范围都有严格的限制。

   所以,当时中国对外经济联系和交流的主体是民间的走私贸易,包括中国商人雇佣或招引“倭寇”进行的武装走私。

   即使在明朝在实际上取消禁令的阶段,外贸主要也是由民间进行的。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放的合法外贸港口还只有广州一地。

   正因为如此,对明清期间中国在世界所起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更不能认为中国已经向世界开放,或者已经与外界结为一体。

   (本文摘自作者的历史随笔集《古今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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